一名90后阿斯伯格女性的北京生活十年回顾

在生活的磨砺中，我们只能在遭遇重创后，逐渐重塑自己的存在。2025年4月，我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门诊得到了“ASD可能性大”的诊断，从此我的生活被贴上了“阿斯伯格人士”的标签。这一年是我迁居北京的第十年，32岁。在这一刻，我终于意识到那十年里的所有孤独、沉默和崩溃，都有了明确的定义。然而在此之前，我习惯将这些归咎于自己的不足。

我的故事始于2015年，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，急于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。我向无数公司投递简历，最终进入了一家口碑营销公司。我的老板叫方姐，年长我许多，拥有十七年的工作经验，于是我调侃地称呼她为“方十七”。方十七喜欢在小黑屋里对我进行“教育”，从“时间就是金钱”到“父母不能过度保护我”，还有“性格决定命运”的种种教诲犹如猛击在我心头，让我无力反驳，只能默默忍受。

最初是瑞姐指导我入职，她由于身体原因常请假，因此我不得不跟随方十七。瑞姐在工作中给予了我很多信心，对我的鼓励和赞美贯穿了她的带领时期。当她突然离职时，我仿佛失去了依靠，不知她去了何方，只留下朦胧的回忆。瑞姐的离开使得方姐变得更加严厉，经常挑我毛病，工资也开始拖延。

在第四天工资未到账的情况下，我感到饥饿至极，虚弱地伏在工位上。此时我每月的收入不到3000元，扣除1500元房租后仅够我和猫咪的基本花费，身边没有朋友，家庭关系也较远，几乎无人可依。我开始依赖支付宝的贷款功能，感到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。我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份外卖：西红柿炒鸡蛋、上海青和米饭，狼吞虎咽地解决了饥饿。在日记中我写下：“吃饱了，心情也好了，刚才的窘迫真是令人心痛，也许是我的软弱让一切变得如此。”

2016年6月，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工资拖欠后，我决定裸辞。寻找新工作的日子里，那种非我所愿的自卑与焦虑透过我从未穿过裙子的身影展现出来。我给自己买了一件天蓝色的连衣裙，白天面试时风尘仆仆，晚上洗涤晾干，循环穿着。我的社交障碍让我在面试中屡屡失利，但经过几个通宵的努力写了一篇影评，我终于收获了一家影视新媒体营销公司的offer。

在新公司，直属上司是鹰鹰，她的慢条斯理与我大学同学有几分相似，让我感到亲近。她对我的要求是需要深入的影评，而不是普通的流水账，简单的面试让我得到了一次展现自我的机会。入职后不久，我的社交障碍显露无疑，反应迟钝的回答往往令我陷入尴尬。

同事人事大姐给我取了个外号“闪电”，是因为我总是说话缓慢。听着大家的笑声，我反而觉得心里温暖。鹰鹰则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她的眼神总是能洞悉字词间的任何不妥。我负责运营公司的微信公众号，每日需写一篇推送在发布之前由她审核，她的精准能力让我既敬畏又欣赏。

尽管有些害怕，她依然帮助我成长。在加入公司之后，我很快在电影宣传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热情。几个月内，我的稿子频频被通过，在公司内小有所成，逐渐得到了上司的认可和同事的赞赏。团队在各类项目推进顺利，冷静和专注的工作状态让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成就。